我好像还没有喜欢过某个女子,因为我的背景条件,倒是有不少女的对我有意思,但她们的目的都很明显,不过是想趋炎附势而已,而且我也觉得她们身上似乎都没有能够吸引我的地方。
“我叫杨——费明。”我非常不喜欢和别人说出自己的名字,拗口撇脚。这是妈妈给我起的,想不明白,让人费解。
老董不止一次的问过妈妈为什么要给我起这个名字。
老董就是董建昌,一个卖花布出身的旧军人,早年做过军阀,1927年时倒向广州革命政府,成为手握一方重兵的大员。
国共厮杀时,他出工不出力,对共产党有同情心,蒋介石排斥他,他转而接近桂系,抗战爆后再度出山。
老董深谙政治之道,是个不吃亏的实用主义者,而妈妈是个理想主义者,我实在弄不清他怎么会成为妈妈的入幕之宾。
他比妈妈大很多,妈妈和老董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,不过他和姥爷却很聊得来。
彼此看的顺眼,一同喝酒,一块聊天。
是呀,他们都做过旧军人,想得简单,活得简单。
我知道老董并不是我爸爸,妈妈让我叫老董叔叔。
妈妈从来不提我父亲的事情。
费思念,自难忘,这也许是妈妈把对爸爸的念想加诸于我身上了吧。
我伸手去同她握手,她只是看了我一眼表示知道了,并没有理我。
那眼里是可惜和冷淡。
也许她以为我是国民党,也许他在为我这么年轻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而叹息,又或者是其他的。
侦讯处有五台大功率电报机,全是德国造,属于大战爆前最后购买的一批。
三台负责监听,两台负责报。
林娥负责监听并主管破译,小陈是林娥的下属,负责报,她们是共产党。
剩下的另外三台由我方负责。
我并不想将之称为我方,但我的身份使我们界线明显。
根据国共合作的规定,国府允许共产党在重庆设了代办处,而双方共同组成侦讯机构也是合作的一部分,国民党领导,共产党产加,双方共享情报,协力合作抗战,破译敌方电报。
这里占地并不大,大门口有戒备森严的士兵把守,往来需要通行证。
往里是曲径通幽的小道,看得出来是依山而建在半山腰上的,里屋有通信室,监听室,保卫室,休息室,会议室……
俨然是一个五脏俱全的机构。
舅舅是这里的负责人,他负责将每天的重要情报向上汇报。
我不知道舅舅是怎么做上这个位置,成为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的。
他以前只是一个教书先生。
杨立仁是杨家长子,19oo年生。
下有妹妹杨立华和弟弟杨立青,诸兄妹早年丧母,由其母胞妹,也就是他们的姨母照顾长大。
他父亲杨庭鹤早年带过兵,在立宪和共和之争中倾向共和,民国成立时,做过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,后因共和失败,辞职还乡。
1924年,全国各地都受到广州革命根据地的进步思想影响,革命活动到处四起,此时湖南醴陵也受到影响。
教书先生杨立仁就是其中一位,他时常利用教书的掩护宣讲革命思想…
当年春天,在北洋军阀指派下,三省巡阅使要来醴陵巡视督察,反动的警卫队大肆抓捕革命党人。
周世农是广州革命党派到湖南醴陵的代表,他和教书先生杨立仁一直都有联系来往。
他父亲杨廷鹤与巡阅使是故交,是巡阅使来醴陵的宴会受邀座上宾。
周世农和他密谋利用其父杨廷鹤与巡阅使的故交之情伺机行刺,杨立仁应允。
杨立仁找出杨廷鹤早年做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时的佩枪,那是一把精致的左轮手枪,金属色泽光亮,他小时候就见过,因而很容易从旧箱子里找到。
周世农以约送上偷运进城的子弹,口径是按照左轮枪的制式找来的。
巡阅使抵达醴陵,城里警卫森严,立仁说服父亲准备随他一同参加欢迎巡阅使的堂会酒宴…
左轮差枪走火,行刺计划流产,子弹来源泄露,立仁前往广州。
教书匠杨立仁的壮举受到了周世农的赏识,他把他介绍给了同乡楚材,楚材原是立仁的同学,也是蒋介石的秘书。
他们早年就认识,楚材认为立仁是个可造之才,他们惺惺相惜,于是将他作为心腹推荐给蒋介石。
年纪轻轻的杨立仁当年就这样做到了黄埔军校校务部参谋。
我始终无法将他和教书先生联系起来,虽然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书生样。
我被分在监听组,负责监听破译工作,是她的下属。
除了小陈,这屋里还有另外三个人。
介绍完林娥和小陈,舅舅开始向我介绍这三个人,并向她们介绍我。
“处长好!”
“我去给处长倒水。”
她们毕恭毕敬的向舅舅客套起来,言语动作中有着巴结的意味。